在古代中西文化交往過程中，除了顯而易見的絲綢、香料等物質文明的雙向交流之外，精神文明的交流也持續(xù)不斷。精神文明的交流往往較物質文明的交流緩慢，但一旦被另一方接受，其影響則更加深遠。

　　于闐與中原交流興于唐宋，數(shù)百年不綴

　　隋末唐初，地處西域的于闐一面向突厥稱臣納貢，一面向中原王朝遣使朝獻，而且在貞觀十三年(639年)遣子入侍于唐朝。

　　顯慶三年(658)，唐朝擊敗西突厥，掌握了西域，并將原在西州境內的安西都護府移至龜茲，下設龜茲、于闐、焉耆、疏勒四鎮(zhèn)，于闐成為絲路南道最重要的軍政統(tǒng)治中心。

　　北宋初，于闐使臣、僧人先后數(shù)次入宋進貢。乾德四年(966)，李圣天之子從德太子也入朝宋廷，翌年歸國，即位為王。自970年前后開始，信奉伊斯蘭教的疏勒黑汗王朝，東向進攻于闐，戰(zhàn)爭持續(xù)了三十余年，黑汗王朝終于在11世紀初占領了于闐，尉遲家族統(tǒng)治的于闐佛教王國至此最終滅亡。

　　官稱、里坊皆唐名

　　唐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，它系統(tǒng)總結了漢魏以來的各項制度，形成一整套極為完善的律令制度。在文化方面，唐朝繼承了傳統(tǒng)文化，并且有選擇地吸收了外來文化的某些要素，使唐朝的文化表現(xiàn)出異彩紛呈的景象。

　　唐朝文化以極大的影響力向外傳播。人們常常只舉朝鮮、日本、越南受唐朝影響而形成的所謂東亞文化圈，事實上，許多歸屬于唐朝的西域政權，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唐朝文化的影響。

　　中原文化對于闐的影響是多方面的，限于資料，我們主要從制度和佛教文化兩方面著眼。作為唐朝文化代表的律令制度，可以通過于闐的官制、行政和文書制度等方面看到其影響。

　　隨著羈縻府州的設立，唐朝的地方官制也隨之引入于闐?！缎绿茣肪硭娜隆兜乩碇尽妨b縻州條記：“唐興，初未暇于四夷，自太宗平突厥，西北諸蕃及蠻夷稍稍內屬，即其部落列置州縣。其大者為都督府，以其首領為都督、刺史，皆得世襲?！?br/>
　　與羈縻官制同行的是地方行政體制。和田當?shù)爻鐾恋奶拼鷿h文文書證明，當時于闐鄉(xiāng)里村坊制也隨著羈縻州制度引入于闐。從里坊名稱中可以明顯地看出，里坊名稱則均可以用漢文加以解釋，如“安仁”當取《論語》里仁第四“仁者安仁，知者利仁”之意；“善政”當取《尚書·虞書·大禹謨》“德惟善政，政在養(yǎng)民”意，均為告誡地方官人之語，表明它們可能最初就是用漢語命名的。

　　由此可知，于闐的鄉(xiāng)村里坊這套地方行政體制，應是隨著唐朝羈縻州制度在于闐建立而設立的。

　　簽押、鈐印皆唐制

　　唐《公式令》所規(guī)定的各種官文書格式，是唐朝律令制度的一種完美體現(xiàn)。在羈縻州的官制和行政體制確立以后，各級官府以及與唐朝鎮(zhèn)守軍之間的行政運作，必然要使用各種各樣的官文書。

　　和田當?shù)爻鐾恋臐h文文書中，就有一些當時行用的官文書實物。這些牒文的格式、用詞、署名、判案等，均與唐朝《公式令》規(guī)定的《牒式》相符。

　　唐朝官文書制度對于闐語文書的影響如何是我們更為關心的問題，這里，值得注意的是敦煌出土的于闐語文書。這件文書共81行，內容是于闐王尉遲輸羅在天尊四年(970)正月九日寫給沙州歸義軍節(jié)度使曹元忠的一封信。

　　引人注目的是在這兩行文字的前面，寫有一個特大的漢文“敕”字，長寬相當于整整一行于闐文。為什么在于闐文書的紀年前面寫上一個特大的漢文“敕”？似乎令人不可思議。實際上，這是繼承了唐朝論事敕書的文書格式。

　　在這樣一封書信中，本不應當使用論事敕書的格式，估計此時的于闐王對于唐朝論事敕書“慰諭公卿，誡約臣下”的職能已不太清楚，只把它當作皇帝所發(fā)文書的一般格式來使用了。

　　唐朝鈐印制的影響并非僅限于闐，如吐魯番發(fā)現(xiàn)的一件用回鶻文寫的西州回鶻王國詔令文書上，也鈐有漢文“大福大回鶻國中書門下頡于迦思諸宰相之寶印”朱文方印。甚至1289年統(tǒng)治伊朗的伊利汗致法王的波斯文信函上，也鈐以漢文朱印。

　　除了上述官文書之外，于闐文的私文書也有一些受漢文文書影響的方面，如書信的開頭用語、契約文書的畫押等。

　　唐朝在制度上對于于闐的影響并不只限于政治方面，從現(xiàn)存的文書來看，于闐在經(jīng)濟制度上同樣受到唐朝的強烈影響，其中最明顯的標志是唐朝度量衡制的應用。

　　根據(jù)考古發(fā)現(xiàn)的于闐文書記載，漢文度量衡單位的借用非常廣泛，加之斯坦因等人在和田地區(qū)所發(fā)現(xiàn)的大量唐朝錢幣，不難想見唐朝經(jīng)濟制度對于闐王國的影響。

　　和田出土的漢文文書表明，當時于闐王國的某些賦稅制大概也來自唐朝的規(guī)定，如《大歷三年典成銑牒》中所說的六城地區(qū)百姓納差科的情況，即與唐制相符。

　　中原佛教“反哺”于闐

　　自唐朝初年開始，隨著唐朝與于闐王國之間往來的密切，雙方之間的文化交流是豐富多彩的。

　　從印度、西域傳入中國的佛教，經(jīng)過幾百年的消化吸收，到隋唐時期開始形成為具有中國特征的中原佛教。

　　中原佛教進入于闐的一個明顯標志是漢寺的建立。開元十五年(727)，往印度取經(jīng)的新羅僧人慧超回到龜茲，記載了于闐佛教的情況：于闐的龍興、開元兩寺，當是奉唐朝敕令建在城中的漢寺。中古時期的寺院，往往既是經(jīng)院哲學的研究中心，又是展現(xiàn)大眾俗文化的場所，漢寺在于闐的建立，必然對于闐王國的思想文化產(chǎn)生深遠的影響。

　　于闐是西域佛教大國，一直是向中原傳播佛教的一大基地，特別是在大乘般若學說和華嚴思想的傳播上，猶為重要。然而，大概從武則天統(tǒng)治的末年開始，中原的佛教漸漸“倒流”到西域。漢譯佛典的傳入，必定對于闐佛教產(chǎn)生深遠的影響。

　　哥舒翰在于闐接受儒家教育

　　唐代將領哥舒翰為突厥與于闐兩族的混血兒，其母為于闐王族。他很可能是在于闐長大成人的，他讀書學習的主要時間，當在于闐。

　　我們力圖把哥舒翰讀《左傳》《漢書》的地點放在于闐，是因為和田地區(qū)確實曾出土過一些儒家經(jīng)典和漢文古籍，如大谷探險隊曾在和田發(fā)現(xiàn)一件《尚書孔氏傳》的抄本殘片。斯坦因也曾在麻札塔格找到一件漢文古籍殘片，今考實為北齊劉晝所撰《劉子》禍福第四十八篇殘文。

　　以上幾個方面論證了唐宋時期中原文明對于闐王國的影響。僅僅從以上揭示的唐宋文化對于闐的影響來看，我們足以得出結論說，在伊斯蘭化以前的一段時期里，塔里木盆地的西域綠洲王國，應當是在以唐朝制度文化為主要特征的中國文化圈當中的。